1999年年末，中国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终于逾越，“入世”顿成国民关注的焦点。面对开放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市场法则和中国承诺将遵守的国际准则，中外企业依赖律师专业化法律服务的需求将迅猛趋旺。中国律师业大发展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但是，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又使中国律师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律师事业的新一轮发展是广大上海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按照市司法局《上海律师工作1998-2003年发展纲要》的规划，上海律师队伍要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下列目标：律师总数达到8000以上；学历层次要达到本科80%，硕士以上20%；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要达到较为规范的水平；律师业务水平要有较大的提高；可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建设一批上规模、上层次，挤身于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律师事务所，不仅是建设国际性经济金融贸易大都市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上海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入世”，成为了中国律师业大发展的契机，就WTO而言（世界贸易组织），其首先是一个建立在法规基础上的贸易体系。WTO成立五年来，始终坚持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贸易自由化、互惠、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优惠待遇、市场准入、公正平等处理贸易争执这十大原则。这十大原则和已生效的42个协定就是WTO的法律规则体系。ＷＴＯ的基本原则和协定绝对是一个现代经济体系所必备的。“入世”将有助于中国建立一个全面的、强有力的法律体系，这是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对中国未来发展最具深刻影响的方面。作为中国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律师业无疑将成为中国“入世”后最大的的受益者。

“入世”表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将成为对国际的公开承诺，它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丝毫不亚于第一次开放。第一次开放的压力和动力主要来自体制内部，源于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需要；第二次开放则更多的是来自外部、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们造成的压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产品周期的缩短，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而中国经济要跃上新台阶，必须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中国目前内部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利用外资增速减缓等问题，也促使中国必须再次选择开放。

“入世”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在中国市场对世界开放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的市场也将对中国开放，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将成倍增加。凡交往皆有法律。近世以来，人类的交往行为渐渐地跨越了固有的国界，在政治上出现了世界性对话，在经济上产生了全球性贸易，在文化上导致了跨国性交流。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人类经济交往全球化的产物，是这一情形的规范保障。它同一切具有国际性的法律一样，正在改变着人们关于法律的固有观念———国家主义的法律观；同时，它也在教导人们认知一种全新的法律观念———世界主义的法律观。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法律服务国际化的背景下，法律服务的舞台也将由国内扩张至全球，由此为中国律师业提供了大发展的空间。

　　“入世”不仅带来更大的对外开放，还将带来更大的国内改革，以开放促改革的观点，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界与知识界的共识。多年来，中国一直依靠自身的动力进行改革，在自己的轨道上滑行。随着中国改革日益深化，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国企改革、扩大内需、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是摆在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期望，加入ＷＴＯ能为中国的改革点一把火。客观上，中国在被纳入ＷＴＯ这一国际贸易法律体系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多了一个制约，这种制约也为中国提供了借助外力、推动改革、向上发展的可能性，而如何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将中国经济合法有序地纳入国际交往准则的轨道，则是中国律师业大展身手的领域。

 

 

从以上的背景介绍来看，“入世”拓展了中国律师事务所涉外法律服务的领域。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将由于中国“入世”而得到至少下列几个方面的拓宽和拓深：

1、      涉外诉讼在整个诉讼领域中的比例将呈直线上升趋势。由于中国入世后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经济交往将呈全球化态势，由此所产生的各类经济摩擦也不可避免地日益增多。国际贸易纠纷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投资纠纷、国际劳资纠纷、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环境保护纠纷和反倾销诉讼、反垄断诉讼、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等诉讼领域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专业诉讼律师供不应求的局面。其次，中国入世后，一部分中心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将率先步入国际化城市的行列。而国际化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外籍人士在城市居民中所占的比重超过10％。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将和当地的政府、企业、居民产生千丝万缕的社会交往关系，由此又会引发大量的涉外行政诉讼、涉外民事诉讼和涉外刑事诉讼。

2、涉外仲裁将逐步成为解决涉外经济纠纷的主流方式，涉外仲裁律师将十分走悄。鉴于中国解决争议的法律法则将逐步与国际接轨，又鉴于不同国别的经济主体之间在经济交往中，约定争议解决的方法时，谁都不愿意将最终的裁决权让给对方所在国的司法机构，因此，选择一个中立的、独立的、民间的仲裁机构，并由当事人自行指定其信得过的仲裁员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无疑是双方当事人均能接受的方法。伴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国际贸易纠纷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投资纠纷、国际劳资纠纷、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环境保护纠纷也会日益增多，有关交易合同中争议解决的条款中将更多地采用仲裁方式而避开诉讼方式。因此涉外仲裁将成为解决涉外经济纠纷的主流方式。

3、因国际贸易、投资所引发的非诉讼法律业务增势强劲。中国“入世”震撼全球经济大格局，跨国公司争先恐后地进入中国各个行业已成大势使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跨国公司对华贸易和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开拓和占领更多的中国市场份额，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而迅速占领市场、占据市场份额、赢得竞争主动权的前提是对中国法律的全面了解和熟练运用，因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助于中国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来达到跨国公司尽快进入中国市场的目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所引致的非诉讼法律服务增势将超过涉外诉讼项目的增势。

　中国“入世”被视为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它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丝毫不亚于第一次改革开放。有关专家认为，第一次开放的压力和动力主要来自体制内部，源于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需要，第二次开放则更多的是来自外部、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我们造成的压力。

　　种种事实表明，我国的宏观经济正进入一个战略性的结构调整时期。中国“入世”，将使国内结构调整和业已发生的全球性的经济结构调整紧密结合，互相渗透，有助于我们依据国内的比较优势和全球产业发展的大势，推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优化。

   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国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体制将借助于“入世”而得以初步确立，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产权的清晰性、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产权的可流通性和交易性必须有法律的支撑，同时也必将派生出许许多多的法律业务。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中小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为拓展国企改革、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企业兼并破产、上市公司的运作、大型招商引资项目的落户等新兴法律服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此外，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将推动中国中心城市各类要素市场的形成，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将引致许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部纷纷落户中心城市，为法律服务上层次上等级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机遇与挑战，从来都是相伴随的。开放服务市场是我国对“入世”作出的重要承诺之一，因此，“入世”后，律师服务市场的开放将是必然的，世界各大律师事务所将大举进军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然而，目前中国律师事务所在运做方式上多数处于“小作坊”状态，缺乏专业分工，很难与国外律师事务所相抗衡。因此，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服务贸易业也将相互敞开大门，属于服务贸易一个支系的法律服务逐步全球化是一个明显趋势。实际上，西方律师的跨国执业从70年代即已开始。我国至今已批准了81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和26家香港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内地设立办事处。无庸讳言，中国现在仍在施行对幼稚民族产业的保护性措施，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执业还受到诸多限制，而一旦中国“入世”，国外律师事务所也将更多地涌进国门，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是否有能力与其竞争，并立于不败之地，甚至走出国门呢?

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目前中国有9000多家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已达10万。20年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了律师业相当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想象，也超过了我们自己的预计。但统计数据也反映了另一个侧面，即虽然有9000多家律师事务所，10万律师，但平均而言，每个所不到12个律师，大多数只能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律师业务，处于低级的“个人服务型”阶段。律师就像私人诊所的医生一样，一定要面对面地为客户服务，客户对律师个人的信用和信誉依赖很重。随着中国的入世和中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中国企业的大重组，中国更需要“团队服务型”的律师事务所来提供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服务。而我们目前的律师事务所，从总体上说，量多质差，严格意义上的规范的律师事务所并不多，无论是从管理，还是从人才知识结构、专业方向、专业服务领域来讲，都有差距。一旦英美国家的跨国大所进来，凭其全方位的大所专业优势与国内所竞争，国内所的局面将是非常困难的。

    为此，尽快组建实力强大的律师业“航空母舰”，积极参与竞争，已成为中国律师业面对法律服务市场开放所必须作出的竞争性反映。

  

 

中国加入WTO，必将加快开放服务市场，必将促进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必将要求中国律师法律服务水平达到国际水准。为防止和避免中国律师事务所在与进入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世界各大律师事务所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最根本的办法不在于仅规范和限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执业范围，而在于中国律师事务所的自强、振兴。首先，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加深，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推行，为法律服务国际化、一体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日期的临近，中国也将在外资政策、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迈出更为开放的步伐，由此将产生大量的涉外法律业务。

    其次，中国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抓大放小”政策的推行，为拓展国企改革、资产重组、企业兼并破产等新兴法律服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第三，上海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确立，各类要素市场的形成，“世界牌”、“中华牌”引致许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部纷纷落户上海，为法律服务上层次上等级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上海律师界的有识之士早在两年前就清醒地意识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可能“入世”后对法律服务市场的挑战。正是意识到了这份挑战和压力，上海律师界一批敢为人先者自觉挑起了上海律师业上规模、上层次的重任。他们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上海律师应冲破“小阁楼”、“烟杂店”的狭隘文化背景，通过事务所的重组抱团打天下。上海律师界昔日向小所“裂变”的势头正在减弱，而重组、合并的浪潮正在悄然掀起。

   “锦天城”这艘“航母”的成功“启航”，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上海律师界的某种发展方向。

    “锦天城”的前身是上海市锦联律师事务所、天和律师事务所和原长城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可以说，组建“航母”有其深刻的背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加深，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推行， 为法律服务国际化、 一体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随着中国加人世贸组织日期的临近， 涉外法律事务将大量产生。 法律服务市场全面放开后，国外律师事务所将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抢滩上海， 形成对上海律师业的严峻挑战。而上海恰恰缺乏高层次、 规模化、分工精细的大型律师事务所。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 锦联律师事务所、天和律师事务所和原长城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就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如何缩小外国律师实力的整体正向效应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实力的分散负向效应的差距、外省市律师事务所的“大将风范”及长远发展战略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小富即安心态的差距、律师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趋势与律师“万金油”运作方式现状的差距。因为中国加入WTO后，这些差距将严重制约上海的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

    这种被市局领导称之为“自我觉醒”的意识正是三所组建“锦天城”的动因。就在此时，市局出台了上海律师业跨世纪发展纲要，市局将从政策上扶持一批律师事务所上规模、 上层次、 提高整体实力的信息无疑使他们信心陡增。几位创始人很快达成共识：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中，中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且加入WTO的日子不会太遥远；虽然，这一切将给法律界和律师界带来美好前景，但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上海的特殊地位和中国加入WTO日期的临近，呼唤律师的团队合作大宗法律服务将使不具规模的小所望尘莫及；唯有强强联合，才能冲破时间的限制和旧模式的束缚而求得大发展，这也是上海律师的一份责任。

    经过数月的策划，蕴含锦联、 天和、 长城三所之名的新所“锦天城”在法律服务市场登台亮相了! 强强联合后的“锦天城”人员结构层次之高、律师人数之多、分工之精细确实让人刮目相看。全所即将拥有80余名专、兼职律师，80％的律师具有中、 高级职称，其中博士学位8人，硕士学位20人，海外留学归来者约占三分之一左右。良好的多国法律文化背景为”锦天城”从事高层次、国际性的法律业务奠定了基础。三所合并，使人力资源、知识资源、信息资源和管理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获得规模更大、结构更优、层次更高、分工更细、配套更齐、成本更低、业务更多、服务更佳、质量更好、优势更明、竞争更强、后劲更足的乘数效应。 “锦天城”已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锦天城”的律师们一致认为：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局势，如果不加快成熟过程，尤其是法律界，如果不提前进入“角色”，那么国家付出的“学费”将是昂贵的，因为这将是商品流通、商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金融、货币、汇率、税务政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较量。中国律师界必须要有在国际范围内获得同行尊重的具有规模效应的律师事务所，从而在中国加入WTO，外国律师事务所纷纷涌入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之时，能有我们自己民族的律师事务所与之抗衡，并有我们自己民族的律师事务所能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肩负着如此重大的使命感，“锦天城”人不敢有丝毫怠慢。半年来，“锦天城”的体制创新已初显效应：律师业务进一步深化；法律服务新领域的开拓能力大大增强；打事务所品牌和注重整体形象和团队协作精神，带来许多商机；资源共享（图书馆、局域网、人力资源、专业资源等）降低了经营成本，也降低了管理成本；形成了锦天城特有的事务所文化。

 虽然“锦天城”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作出了组成“航母”编队的正确之举，但这只是一个开始。面对国外同行的挑战，拥有“主场”优势的“锦天城”等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有多少把“优势”转换为“胜势”的把握呢？国人正盼望着有更多的律师事务所能通过各种不同的体制创新方式，形成一批具有规模效应和综合实力的律师事务所，以迎接中国“入世”后的挑战。

     

    近年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向亚洲移动，中国的发展后劲、中国的巨大市场，已成为世界上大型跨国公司追逐的目标。而跨国公司抢占中国市场的桥头堡的首选地区就是上海。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地位已逐步形成。上海在浦东的开发开放、支柱产业的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的组建、国企改革、市政建设、招商引资、进出口贸易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上海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上海律师事业的发展就显得不相协调，如律师事务所规模偏小，整体管理水平较低，新兴法律业务开拓能力较弱，律师的专业化程度和团队协作水平不高，事务所发展后劲以及参与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份额的竞争能力不强，等等。

锦天城的现象充分说明了只有通过人力资源、知识资源、信息资源和办公资源的优化组合，新兴法律服务领域的开拓，保持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后劲以及参与国际律师业的竞争。

    我们正处在经济飞速发展和律师业务竞争日益激烈的大浪滔沙的年代。世纪之交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今后的道路漫长而又艰辛，我们应当认真贯彻《纲要》的精神，在中国即将“入世”的机遇与挑战下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